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炒股杠杆却总被闯入：孩子进来

《更美好的事》

Better Things

2016 - 2022

在爱与疲惫之间

论女性的自我保全

一声“Mom”（妈妈！），引出的是依恋、渴望、埋怨、愤怒，和爱。它是美剧《更美好的事》（Better Things）中，最响亮、绵长的台词。从2016年到2022年，整整5季的剧情，让我们陪伴Sam一家度过了一段如此真实、迷人、又值得回味的日子。

《更美好的事》主角Sam，在剧中展现出一种极为少见的美国女性形象：

Sam，单亲母亲，英裔美籍犹太女人，文化混血者，白人中产，好莱坞底层女性。

她既非典型中产白人主妇，也非拉丁裔/黑人母职英雄，而是一个被系统挤压的单亲犹太母亲、副业演员、隐形劳动者。她处在美国社会文化张力的夹缝中，一边与英裔犹太母亲的旧欧洲式挑剔不断磨合，一边在好莱坞体系中逐渐边缘，被贷款与家务压得喘不过气。

在典型美式的物质泛滥中养活一大家子，Sam在自我嘲讽带来的一丝松弛中，试图将日子过得更明媚一些。

本剧的主演、联合编剧、导演、执行制片人帕梅拉·阿德隆（Pamela Adlon）出生于演艺世家，1983年开始从事电视行业。她为多部动画电视连续剧配音，其中最著名的是《一家之主》（1997），凭借在该剧中饰演鲍比·希尔 (Bobby Hill) 一角获得艾美奖。她本人就是有着三个女儿的单亲母亲》。《更美好的事》一定程度上是她的半自传作品。

帕梅拉与Louis C.K.相识于《幸运路易》——一部由C.K.编剧并导演的HBO剧集，帕梅拉因在其中饰演其妻子，两者自此建立了深厚的合作关系。之后，C.K.推荐帕梅拉主导创作《更美好的事》，自己也担任第一季的联合编剧和执行制片人。然而在2017年11月，在第二季大结局播出前，《纽约时报》公开了多名女性指控C.K.的性侵害行为，这些传闻此前虽流传于博客圈但未被主流证实。丑闻曝光后，FX终止了与C.K.的所有合作，帕梅拉也迅速解雇了共同经纪人戴夫·贝基（他被指曾对受害者施压）。

在《更美好的事》第一季第一集的结尾处，作为演员的Sam拒绝出演一场暗含乱伦意味的镜头：情人的儿子撞见她和情人的性行为。她告诉导演希望删减这组镜头，因为她自己有三个女儿，不希望这样的场面被女儿们在电视上看到。这一最终被轻松驳回的请求，表面上是出于对孩子的保护，但更深层的是，她不愿让母职沦为被行业随意操控与消费的叙事工具——这并非来自对母职的神圣化，而是因为她看清了这一身份在文化、影视语境中，早已被规训为无边无界、任人取用的服务角色——意即在剧本中成为一种可供凝视与戏谑的母性符号。

这个导演口中“好笑的那一段”，本质上是一种轻浮的性化处理，一次对母亲角色的双重剥削——将母性与情色强行嫁接，并以荒谬喜剧的名义进行消费。

而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个片段取自于饰演Sam的帕梅拉本人出演《加州靡情》（Californication）时期的真实经历，这是前me too时代女演员经常会遭遇的困境。成为自己剧集主导的帕梅拉，把当年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直接写进了这部剧的第一季第一集里。

这种堪称犀利的边界感也存在于Sam与三个女儿之间。

于是，我们需要将目光从Sam的片场生活转向她的个人生活中，看看她是如何兑现一个女人的“非母亲计划”的。

帕梅拉·阿德龙，《更美好的事》的创造者，一个离异的女人和她的三个女儿

1。

一个女人的“非母亲计划”

Sam Fox和她的三个女儿

在Sam那美丽的二层别墅中，三个女儿对母亲呼唤声此起彼伏，但这并未组成美妙的乐章，而是令人想起那贪得无厌的幼雏张开的雏喙，渴望母亲的投喂——情感、物质的滋养。当Sam开始捉襟见肘、疲于应付时，她自然会遵从内心，开始在精疲力尽的自己和女儿们的需求之间拉扯、平衡，在这份母职深井般、似乎毫无尽头的付出中按下暂停键。

女儿Max充满索求、愤怒、依恋的“Mom！”有时令Sam倍感疲惫。

事实上，Sam并不试图成为一个“另类母亲”，但她也拒绝被收编为一个正统母亲。她拒绝完成那套已被高度规范化、制度化的母亲叙事：无限耐心、全然理解、自我抹除式的爱。

这一立场与态度，在遭遇女儿们的冷漠时，达到高峰。

当女儿Max与Frankie对Sam饰演的角色嗤之以鼻时，她直言受伤，她不想等到自己死后才被承认为一个“好母亲”或“好人”。她需要的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被看见。Rich——与她有着如此稀有珍贵默契的好友，则以一场极度仪式化的方式兑现了她的愿望：他为她筹备了一场切实的“葬礼”，三个女儿为她朗读悼词，表达着被日常琐碎、毫无危机感的骄纵所掩埋的情感、对母亲的爱。这场主动操演死亡的行为，是对活着却被隐形了的女性价值的一次维护，以黑暗浪漫的方式。

当女儿们因稚嫩莽撞时常碰触到Sam的个人边界时，她的愤怒何尝不是来自真实的母性？她并不会神圣化自身作为母亲的疲惫，也不会试图以内疚中和发出的怒火——她将所有“母亲不该示人的情绪”，本能地、又如此有智慧地表现了出来。当然，这一切带刺的攻击，都以她大量的爱、关怀为基底，狡猾的孩子们心中自有分寸。

大女儿Max以充满挑衅的女性化作为对青春和母亲的回应：性感、混乱、情绪饱满——这是她对“被看见”强烈需求的剧烈演化。

她极易激发出他人的矫正欲，说教欲，但母亲Sam却用退后与凝视，尊重Max天生的性格，和施展它的权利。

叛逆美丽的大女儿Max由如今已凭《阿诺拉》加冕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Mikey Madison饰演

Sam这三个迥然不同的女儿，组成了三种象征性的女孩形象，她们有各自的甜美、锋芒、混乱、摸索，而Sam无意引导她们“成为谁”——因为那意味着在家庭教育中，预先存在一个既有的模版；也意味着要将迥然不同的女儿们塞进这个模版中。

Sam更乐于维持一个松散、自然、不强加的关系结构中，共同生活在容忍与温柔中。她拒绝扮演“闺蜜式母亲”，抑或成为“权威母亲”，她甚至不想成为一个“榜样”或“反面教材”。非常自然地，她成为一种广阔的母体——一个持续在场的安全之地。正是因为这种广阔的母性，三个女儿才得以在其中自由漂移（哪怕在关系中有张力、伤害、抵抗），进而在成人后，达到真正的独立。

在女儿Max的床头柜下发现避孕套，震惊之余，Sam不忘将避孕套再放回它原本掉落的地方，给予Max最大的尊重。

保姆正准备向刚刚归家的Sam抗议女儿们对她出言不逊时，Sam立刻将她劝走。这反向印证着Sam对于女儿们言行的态度：遵从自我的表达优先于社会对语言礼节的要求。

在第五季第九集，Max——一个极度敏感，以反抗和伤害维系母女关系的女孩，在Sam这个自由宽广不过多设限的母亲身上，成长为一个独立的个体。她决定留在英国，不是反抗，也不是逃离，而是非常健康、自然地脱依解缠。

2。

“不止属于自己的房间”

母亲的家庭空间

《更美好的事》中的家庭空间，既是功能性的，又属于一种隐喻范畴：每一个房间、每一个走廊，都是一次关系结构的再现与扰乱。

最具代表性的是Sam在卧室准备自慰却被女儿Frankie打断的场面——一个理论上属于私人边界的空间，在剧中反复出现，却总被闯入：孩子进来，她的身体与情绪都无法完全属于她自己。家庭空间成为高密度的情感“战场”——在取悦自己和关照孩子之间拉扯。

Sam的厨房，是剧中高频出现的空间之一。

它温馨，但并非浪漫化“母亲劳动”的具象场域，而是演化为一种重复、缓慢、近乎倦怠的节奏：做饭、洗碗、装盘、打扫、再打扫……似乎没有终点。而Sam在生活中操持的这一场场家务的疲惫循环，被女儿Frankie制作的深夜奶油意面终止了：Sam的爱终于得到了回应。而这正是人类情感能够继续流动而不至枯竭的要义。

不过，这种家务的重复，虽有其枯燥的一面，但并非纯粹的困境。

剧集始终提示我们：重复也是节律，是人类关系在混乱中保有秩序的一种微型努力。Sam反复洗碗、打扫、安抚，不是因为她被困在其中，而是因为她仍愿意留下、维持，她愿意让这个家庭缓慢继续下去。这也意味着，厨房的功能在不断重复的轨迹中，被提取了它的象征意义——劳动也是情感传递机制之一。Sam的爱全都转译进每一锅汤，每一顿菜中。

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瞬间不断堆叠，构成一种具有女性经验特质的“生活厚度”。这种处理方式，让人不禁联想到阿克曼在《让娜·迪尔曼》中确立的“时间凝视”策略——将女性身体在空间中的重复性劳动、琐碎日常与被看见的尴尬感，转化为叙事的中心。

然而，与阿克曼的极端形式与压抑节奏所带来的尖锐揭示不同，帕梅拉赋予这些日常片段以韧性与戏谑感：Sam会在洗碗时嘟囔埋怨，在蹲马桶时思考人生，日常紧张感被铺进了便秘与通马桶的反复演绎中。演员的表演、蒙太奇的剪切，使得《更美好的事》在基调上，带有更明亮的情绪。这恰恰是帕梅拉的独特贡献：和《让娜·迪尔曼》虽有某种同构性，但是凸显出带有疲惫和幽默的柔性坚持——仍然得笑一笑，然后继续生活。

然而，生活究竟是什么？在第四与第五季中，时间几乎彻底稀释掉了传统叙事的“进展”结构，转而进入这样一种刻画：生活不是线性剧本，它不是依靠理性思考去打碎、筛选、进而构建出清晰的叙事线；而是由残余、沉积、重复、变动混杂而成的模糊结构：

大女儿Max的问题未被解决，依然漂浮在成年的边缘；二女儿Frankie的性别身份从未被确定，一直持续变动；三女儿Duke的童年没有明确的“转折点”，仅有缓慢的、难以察觉的撤出。

但正是这些非进展性的结构，制造了《更美好的事》中最动人的温度——生活依然是混沌的一团，承载着一切，在重复和时间的流动中，像天上的云，似乎静止，又的确在飘着。

而在这座房子里，还飘荡着父性的幽灵：

在通往二楼的楼梯拐角处，那尊男孩雕塑静默伫立，Sam每日上楼时总要轻轻摸一下他的头，像是在对一个永远不会长大的幽灵孩子打招呼。这一重复抚摸的动作，意味着她将那份缺席的父性、未曾拥有的儿子，凝结在这个不说话的石头孩子身上，让它在家庭中作为象征结构的一角安静地存在着。

而当雕塑在一次混乱中摔碎、被替换成一个笨重的大胖子时，母性与父性之间的无声平衡终于被打破——这是一个毫无象征意味、甚至带点滑稽感的新物件，它不再承载任何想象，也不再需要她的触碰。她借此重新布置自己的精神空间和秩序。

而这个男孩雕塑是一个重要的原型：他是Sam那可悲的前夫——他偶尔到访，索要钱财；也是父亲的幽灵——被Duke捕捉到他的徘徊；或是闯入Sam的梦里。

这三个女儿的父亲——一个毫无责任感的软饭男，实际是这个剧中最大的“幽灵”

3。

身体

唯一可靠的语言

Sam心血来潮，在试衣间里试穿了大量的早年衣物，她站在镜子前，试图拉上牛仔裤的拉链，却发现每件衣服都像是给另一个更为苗条的女性准备的，或是剧组误发的电影服装。被硬塞进衣物的身体对主人无声抗议着——你发福了。

这具身体，曾抓住时间空隙打盹儿。发胖、疲惫，连带着奢侈的放空、抽烟，尤其更年期的不可控、月经和绝经带来的激素、心理波动——这一切都构成真实自我的呈现。身体是情节，是语言本身。

Sam在等待女儿放学时，睡在车里，一位年迈的母亲向她倾吐了作为“耗材母亲”的命运。

在Sam身上逐渐具象化出两个象征符号：

她近乎卡通人物般的叹息声，

以及那条特定款式的内裤。

“卡通人物般的叹息声”，像是一块磁铁，将她日常所有的琐碎吸附起来，让这些琐碎显得更令人疲惫；但同时，这种叹息，也能将疲惫一下子甩掉。Sam穿着那条特定款式的内裤叹息着。我们的目光无疑会被这款包裹性十足的内裤牢牢吸引住：它像是从男人衣柜里翻出的残余物。毫无性感可言，甚至不能被归类于“中性风”——那种可被时尚消费的去性别装扮。它只是看上去很舒服、很实用，忠实、迁就于她身体的褶皱、鼓胀，不带任何美化与苛责。

通常来说，女性身体大概率总被作为一种图像来解读，而Sam的这款内裤，是这类约定俗成图像的断裂，对凝视观看的喝止。这条内裤，几乎像是《更美好的事》的风格缩影：拒绝塑造曲线，拒绝作为可被轻巧消费的存在。

这种身体政治的陈述，不仅聚焦Sam一人，也在Sam的母亲Phyllis以及三个女儿的身上有着详尽的体现，进而构成了“代际身体”的图景。

Max的堕胎是关键节点之一：它是“重大事件”，但被拍得非常现实、克制，甚至“日常”。女性身体的选择，不需要悲剧化、歇斯底里、或是道德评判。这是代际间的一次连接。正是这种反戏剧化，使得Max那通常显得曼妙性感的身体第一次成为自身主权的承载者，她付出了一点情绪，并从中建立起全新的自我感知。

大女儿Max就堕胎经历对Rich的自白

二女儿Frankie的性别模糊与发型、服饰选择也直接通过身体来表达：

她的中性打扮、与性别规范的断裂、长短发的更迭，是对身体既有认知的挑战。Sam从未逼问、标记或解释Frankie的性别，而是通过陪伴与适度退后，让身体属于Frankie本人。

而Duke——最年幼、最不具表达欲的孩子，反倒成为最敏锐的身体感受者。她常常沉默，却能“感应”到Sam的焦虑、姥姥的衰老，仿佛整个家庭压抑情绪在她的小身体中获得回声。

Duke的身体是一面未被抛光的镜子，她曾在英国的海边看到本土神话中的的悲伤女魂，她是通灵者，女性纤细感知力的代表。

至于Sam的母亲Phyllis，她在剧中既展现出美丽与衰老的交织，又在固执中带着权力与失控的矛盾。她是剧中能和Sam并重的高光人物。Phyllis虽已年老，但剧中反复强调她保养得宜、依然很美：她注重妆容、在意穿着，维持身材，甚至锤炼肌肉。这种维持并非虚荣，而是她那一代女性最熟悉也最安全的“社会生存方式”。

她的美，是一种象征权力的痕迹——那个年代女性以美为资本建立“在场感”，她甚至将这种对美与权力的联结，转化为评价、贬低自己女儿样貌的工具——她将身体当作社会判断的通道。同时，她对美也保有执念，每遇到类似的场景，都被触动情感，如同一层精致而冷峻的漆面，掩盖着深处那种未曾言明的诗意脆弱——既是防御，也是遗留的自我慰藉方式。

Sam的母亲Phyllis从外表到言行都是典型的上一代女性

但与这种延迟的美相对的，是Phyllis的身体反复出现“衰败”的迹象：心脏病、记忆混乱，但她对这一切充满否认与反抗。这构成了她身体政治的核心悖论：她一方面拒绝承认身体衰老，另一方面又用衰老制造控制感。这造就了本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搞笑场面：Phyllis用夸张的姿态倒在自家客厅中，只为吓唬女儿，表面看是恶作剧，深层动机，则在于通过这种惊吓式玩笑、利用自己的衰老和脆弱，抓住女儿的注意力。

假装倒地的Phyllis和受到惊吓迟迟缓不过来的Sam。

同时，整部剧里母亲总是追着Sam到处跑，Sam躲避母亲，带着自己的三个女儿出游的场景反差，也揭示了“老年女性”在家庭结构中既失权又隐形的残酷现实。

在《更美好的事》中，一家三代女性的身体并非线性排列，而是如同三面镜子同时展开。

这三面镜子，将一个女人从童年到老年的全部欲望、困惑、脆弱、成长、绝经、衰老......摊开在同一个时刻

4。

一部电视剧

如何不落俗套

处理代际创伤？

当我们看到Sam无数次躲避母亲的靠近，我们当然能感受到代际创伤隐约的存在。编剧并未用传统的闭环式、线性叙事来直陈这一主题，而是将它“捏碎”成无数细小的碎屑，让其似有似无，隐晦地渗入无声的抵触与琐碎的对话之中。

Sam和母亲之间的紧张与疏离，剧中从未提供明确的起因，也不试图回顾或剖析她们的过往。观众体验的不是一个被梳理好的故事，它在无声中塑造了Sam和母亲的复杂关系。

在《更美好的事》中，Sam父亲给她的伤害有具体的回溯事件，哥哥对母亲的愤怒则因后者明确的忽视而生，

唯有Sam与母亲之间那种时常浮现但可被控制的紧张感，没有明晰的起点，也没有解释性的铺陈。

剧集重复展示这样一个场景：Phyllis突然出现在Sam面前，而疲惫的Sam只想独自回家休息或忙自己的事。但在一阵拉锯战后又直视彼此。

剧中最接近“创伤事件”的回溯，或许是那一场来自童年的羞辱场景——Sam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模仿了父亲，获得了短暂的注意力与笑声，却被父亲以讽刺的鼓掌和冷笑“回赠”：“看看她，真是个好演员。”这不是鼓励，而是轻蔑，是父权式打压的精确操作。

它既是对女性表达欲的羞辱，也是对“模仿父性”的惩罚。但令人惊异的是，这样的事件在剧中几乎没有延续性的回响，它只是轻轻地落在观众眼前，像一滴墨落入水中，迅速扩散，又消散。直到几十年后，才再次被揭示。

编剧没有用惯常的操作，将母女创伤戏剧化、将Phyllis简单还原为“问题母亲”。这段关系像是一种隐秘的幽灵，存在于沉默、眼神交流、偶发的摩擦和冷漠中，但始终未被言明或解构。剧中用碎片化的日常，重现了这种“去结构化”创伤的模糊性，它是不可被轻易命名的经验残片，它被散落在这类细节中：母亲总是不请自来没有边界感；用老年、孤独、尖锐的幽默包裹自己的权力表达，令人难以“正当”地愤怒；在情感表达中永远带着讽刺。这种侵入感并不剧烈，却如绵密的网，柔性缠绕、无法挣脱，看似琐细，却有杀伤力。

《更美好的事》整体上带有一种温柔、宽容的左翼精神美学，主张性别与族裔的多样性，包容性体现在角色选择、性向谱系与家庭结构的松动之中。然而，即便如此，它仍未能完全脱离文化刻板印象的陷阱，尤其在对东亚家庭的描绘上，暴露出明显的单一视角与简化处理。

比如：美甲店老板娘以“上哈佛的儿子”作为自我价值的唯一依托；Sam的亚裔嫂子对母亲的批判则被描绘得尖刻而疏离——这些设定虽具讽刺意味，却未能深入人物的文化背景，而往往滑向对“东亚虎妈”或“政治怨妇”的典型化书写。在这样一部强调复杂性与反规训的剧集中，这些东亚角色反而被固定为一种“功能性他者”，成为反衬Sam自由育儿哲学的背景人物，落入了令人遗憾的刻板印象。